殃及池鱼？中澳关系降至冰点，疯狂的铁矿石将何去何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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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澳洲铁矿石地位难以动摇
中国一直以来缺乏对澳洲铁矿石的议价能力
巴西，日本成功牵制澳洲的利器
非洲，中国手里的王牌？
这对澳大利亚意味着什么？

前言

自今年4月以来，中澳外交及贸易矛盾持续升级，澳洲对华出口的大麦、海鲜、牛肉、葡萄酒、原木等商品持续受到影响。

近日，贸易战蔓延至煤炭出口，《环球时报》称中国将澳洲第二大出口产品–煤炭拉入黑名单，引起澳方强烈反应。

12月15日，总理莫里森指责中方该举恐违反世界贸易组织(WTO)规则及两国贸易协定，中澳将“两败俱伤”。

总理莫里森图片来自网络

然而，澳大利亚的铁矿石并未受到影响。

12月11日，中国大连商品交易所的铁矿石期货价格创历史新高，首次突破每吨人民币1,000元(合200.62澳元)大关。

大连商品交易所的铁矿石期货价格图片来自新浪财经

铁矿石价格飙升也推动澳元升至两年多来的最高水平。

上周（12月第2周），澳元兑美元汇率更是突破0.75，创下2018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澳元兑美元走势图片来自网络

本文将从历史探究未来，解读当前形势下中国对铁矿石的下一步计划。

为读者分析，铁矿石是否会成为中澳交锋的焦点？又是否能成为中澳协商谈判的筹码？

澳洲铁矿石地位难以动摇

中澳双方就铁矿石相互依赖，尽管中澳关系不断恶化，但中国对铁矿石的庞大需求，使其仍在向澳洲矿企提供源源不断的巨额收入，为澳大利亚政府注入数十亿税收。

澳媒也普遍认为铁矿石是唯一不会招致中国任何惩罚或抵制的产品，且这种情况在未来将会持续至少十年。

作为钢铁的主要原材料，中国的铁矿石进口有约六成来自澳大利亚，远超第二名巴西（二成）。对于澳洲，铁矿石是第一大出口收入来源，在19-20财年其收入高达1020亿美元，中国占849亿美元(87%)。

对中国来说澳大利亚的铁矿石很难被轻易取代。

长远看，澳洲有储量，效率，质量等相对优势，尽管中国一直在寻求巴西抵消对澳大利亚铁矿石的依赖，但在短期内无法找到可比拟的优质替代商。

图片来自网络

其次，后疫情时期，中国经济稳健复苏，钢企进一步复产复工，推进中国“新基建”项目和国际产能合作“一带一路”以刺激经济发展，加上巴西的复产进度以及发运预期一直未达到之前预想水平，铁矿石库存连降十周，创三年新低，这意味着中国对澳洲铁矿石的阶段性依赖增强。

中国一直以来缺乏对澳洲铁矿石的议价能力

2010年之前，铁矿石的价格是通过买卖双方之间的一对一谈判来确定的，从而为长期合同设定基准价（长协价）。

2008年金融危机后，全球钢铁需求暴跌。

2009年，日韩先后与澳洲矿业巨头达成协议同意降价33%，使中国陷入与三大矿企谈判的不利地位。

中国谈判代表中国钢铁工业协会（中钢协）拒绝妥协，并坚持要求降价40%-45％。但由于中国钢铁行业集中度不足，生产能力参差不齐，未能形成有效的‘集体行动’，致使中方在谈判中始终处于被动状态。

胡士泰（Stern Hu）图片来自网络

2010年3月30日，随着胡士泰（Stern Hu）等四名力拓员工因贿赂和窃取商业机密被判入狱，“力拓商业间谍门”尘埃落地，中方谈判“持久战”的策略以失败告终。

长协机制彻底崩溃，矿企集体转向更灵活的价格机制，必和必拓（BHP）和淡水河谷（Vale）共同宣布，将以现货价为基础按季度结算价格。

必和必拓（BHP）图片来自网络

尽管中钢协拒绝接受新的价格体系，并呼吁钢企和贸易商“抵制三大矿两个月”，但贸易商普遍反应冷淡，宝武集团更是率先签署了现货定价机制。

自此，中国铁矿石进口正式步入“全现货时代”。

在新的价格机制下，中国同期出台的四万亿的刺激方案促使钢铁需求激增，三大矿却集体缩量，这导致季度价格猛涨至$114.51/吨，几乎是2008年基准价$ 60.80/吨的两倍，给中国钢企（尤其是国有钢厂）的盈利能力带来沉重的一击。

同时，由于货运结算方式也发生了变化，仅仅是21个月内支付给澳洲出口商的海运船租船费，相当于此期间内中国钢铁业总利润的26.2％。

经历过这样惨痛的教训，中国有了更长远的眼光，深刻意识到铁矿石供货来源、供应渠道、运输方式等的多元、安全和稳定的重要性。

巴西，日本成功牵制澳洲的利器

中国与澳洲的博弈并非没有对策。

20世纪70年代，正值中澳关系开始走向正常化之际，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深陷“滞涨（stagflation）”危机，澳洲彼时最大的出口贸易伙伴–日本与澳洲经贸摩擦不断。

时任澳大利亚总理高夫·惠特兰（Gough Whitlam）对此前一届政府针对外资控股的跨国矿业公司的税收优惠政策十分不满。

他称澳大利亚西部矿业公司（WMC）在1966年至1973年仅支付了的0.06％的税款（此时规定的私有公司税率为27.5％）并将1960年代的矿产和能源投资热潮形容为“巨额财富掠夺”。

高夫·惠特兰（Gough Whitlam）与毛主席图片来自网络

为了报复矿业巨头操纵的大宗交易，同时推行“资源外交”以提升澳大利亚在国际舞台上的话语权，惠特兰政府在1973年对铁矿石实行了“价格下限”制度，即铁矿石的价格需要矿产能源部（Department of Minerals and Energy）部长每年进行审批，只有在出口价符合矿产能源部认定的“全球市场价格”的情况下，才给予批准。

高夫·惠特兰（Gough Whitlam）与昭和天皇图片来自网络

面对新的制度，日本扬言将转向印度，秘鲁和安哥拉等其他铁矿石产地进行采购，但按照当时的情况，抵制澳大利亚铁矿石只会严重削弱日本的短期内钢铁生产能力，因此日本所谓的威胁十分无力。

与四十年后和中国的谈判不同的是，由于“价格下限”是被当时联邦政府强制实施，澳大利亚出口商们无法推翻或规避新的价格制度，这保证了澳洲的出口抵制威胁是可信的。

1973年，惠特兰政府的干预措施成功迫使日本谈判代表同意提价。据估计，价格被提高了14％至17％，使矿业公司每年多赚6,950万美元。

铁矿石的现货价也从1973年的$6.62/吨升至1976年的$14.57/吨，增长了两倍多。

但后来的事实证明，澳洲政府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其实在澳政府干预价格之前，随着日本钢铁产量在1966年至1970年间的快速增长，日本已经开始担心铁矿石供应的安全性。

1973年的对澳谈判失败和全球石油危机使日本进一步意识到其严重依赖单一外国资源供应的风险。

在1971年至1980年，日大力投资了10家矿企（澳大利亚4家，巴西6家），大量的资金流入让巴西采矿商有了大规模开发的能力，市场竞争力提高，有效地联系了全球市场，也允许日本在短期内将需求转移到巴西，有了真正的替代选择，成功减少对澳大利亚铁矿石供应的依赖，限制了澳大利亚政府干预谈判并迫使价格上涨的机会。

非洲，中国手里的王牌？

不难预测，中国在中到长期将采取两大措施来减少对澳洲铁矿石的依赖：

第一，提高废钢资源循环利用水平，扩大废钢在钢铁生产中的比重。

第二，努力拓展其他铁矿石进口渠道，尤其是巴西和非洲。

2011年，基于对32个矿山的分析，加拿大皇家投资银行（RBC Capital Markets）预测到2016年，非洲将有475-575公吨/年的铁矿石出口能力。

在2013年，该机构又预测称，西非和中非铁矿石的生产潜力会在2018年让世界铁矿石的出口每年增加481公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