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奈的杀手锏 – 澳洲国家电力市场“锐特”机制（RERT）

如果我们认为“巨变”这个词用来描述澳洲国家电力市场在最近几年发生的变化过重了，那么用“革命性变化”（transformational change）或“剧变”来反映或许最恰当不过了。

 

在市场或制度急剧转型过程中，必然有人要承担巨大的转型压力，而在澳洲国家电力市场中，这个角色无疑是澳洲能源市场运营委（AEMO）莫属。

 

间歇性可再生能源装机的加速渗透、火电的老旧和退役、输配电网络新建缓慢、供需平衡关系脆化、、峰值需求陡峭以及盛夏高温，都对市场运营委运营能力和手段提出了极大的挑战。

 

 

衡量电力市场可靠性很重要的一个维度是频率，这就像心率，过高或者过低都会产生问题。澳洲国家电力市场正像一颗巨大的心脏，而保持心率稳定的重任就落在了澳洲能源市场运营委的头上。

 

作为紧急救火上任的首席经理官，媪娷在近两年的执政期间所目睹的变化或许超过了自运营委成立以来十年间的变化的总和。

 

每每在论坛发言，她所要回答观众的问题总是集中在“今年夏天我们不会断电吧？”，当然她的回答是肯定的，能够支撑她自信满满的正是澳洲能源市场运营委所使用的“锐特”（RERT）机制，其是运营委为了应对国家电力市场稳定性（reliability）而保存的杀手锏。

 

“锐特”（RERT）机制全名为Reliability and Emergency Reserve Trader，它是一种紧急储备机制，只有当国家电力市场系统承受紧急压力时，锐特机制才会启动，是监管部门对于市场进行干预的一种措施。

 

在这种机制下，澳洲能源市场运营委可以通过合约购买紧急储备，如备用发电或需求侧响应，而这些储备支持是平常市场上所没有的，因为在价格信号的引导下，澳洲国家电力市场自身运转是可以提供缓冲储备的。

 

因此，锐特机制还可以看作是战略储备，在市场供给和缓冲储备无法满足用电需求时，锐特机制启动，成为国家电力市场的最后依靠（last resort），避免国家电力市场从可靠性事件（reliabilityissue）恶化升级为系统安全性事件（security issue）。

 

在2017年之前，也就是澳洲能源市场运营委成立以来的9年间，运营委共触发锐特机制三次，但也仅仅是合约购买，并没有使用紧急储备，即备而不发。

 

 

但自2017年至今的短短两年时间内，锐特机制就被触发了三次，分别时2017年11月、2018年1月和2019年1月，而最近两次居然都发生在1月18-19日间。

 

1月的事件或许大家仍然记忆犹新，维省和南澳省之间的跨省传输网络发生故障，而同时两省的若干火电机组发生故障，结果两省的即期电力飙升至14500澳元，也就是达到了国家电力市场的封顶电价（MPC）。

 

锐特机制的频繁使用，再加上触发锐特机制的电力市场事件的发生的频率增大且不易预测，说白了就是突发事件增多；而锐特机制本身是监管部门对市场的干预，其使用越频繁，给市场摊派的成本就越高，其最终是广大用电方来买单。

 

因此，近期针对澳洲能源市场运营委的申请，澳洲能源市场署（AEMC）出台规则变更锐特机制的原则和规则。

 

澳洲能源市场运营委认为，锐特机制属于保险，是用电方由于担忧电力系统稳定性影响导致断电而进行购买的保险，或是担忧电力市场价格波动而购买的保险。

 

但如果我们引入行为经济学和代理人理论，从如下几个方面判断，就会发现，锐特机制并不属于保险：

 

锐特机制所覆盖的风险类型是电力市场稳定性事件，这属于尾部风险（tail risk），或者说是高冲击低概率事件（HILP），这和通常消费者所购买保险覆盖的风险类型相反，如家用电器的保险，其属于低冲击高概率事件。

 

用电方也是消费者，而消费者的风险厌恶（riskaversion）和损失厌恶（loss aversion）决定了其购买保险的行为。通常消费者更加厌恶高频率的小额损失，并且给予近期或眼前的预期损失更高的权重，也愿意付出成本来弥补这些损失。但锐特机制所指向的风险事件似乎与消费者的行为偏好相悖。

 

 

回到实践中，在国家电力市场中，用电方面对的是电力零售企业所提供的固定电价，其感受不到批发电价的波动。同时，在可靠性事件发生时，澳洲能源市场运营委还可以采取滚动卸载负荷（rotational load shedding）的方法减少对用电方的影响。

 

澳洲能源市场运营委如果自认代表广大用电方来解决可靠性问题，那么这又有代理人问题（principal agent problem）。

 

澳洲能源市场运营委的风险偏好与用电户的风险偏好是不一样的。系统不稳定对于代理人和受托人都是要承担成本的，但为了系统稳定性额外购买储备如锐特机制，那么成本都是受托人来承担。为此，澳洲能源市场运营委就很有可能过度购买储备以解决稳定性问题。

 

因此，锐特机制不是保险，澳洲能源市场运营委也不是广大用电户的代理人。澳洲能源市场运营委如果要频繁使用锐特机制，那么其成本和流程必须公开透明。

 

那么回到此次锐特机制的修改。

 

锐特机制对应的是国家电力市场的稳定性标准（reliability standard），即未满足的需求（USE）不能超过供给的0.002%。

 

澳洲能源市场运营委会根据其定期发布的系统稳定性预测报告（PASA）来对稳定性进行预警，如果在预警后，市场没有做出反应，且稳定性标准没有达到，那么澳洲能源市场运营委可以启动锐特机制来稳定供需平衡。

 

现行的规则是澳洲能源市场运营委在其预测的可靠性事件发生之前9个月可以开始合约购买储备，而新的拟定规则是这一时间（lead time）可以延长到12个月。另外，对于极端天气事件，澳洲能源市场运营委可以自行决定合约购买的储备量。总体而言，在新规则下，澳洲能源市场运营委使用锐特机制的灵活度增加。

 

但是，澳洲能源市场署在拟定新规则时，也对澳洲能源市场运营委会的申请做出了限制和修改，其担忧的正是锐特机制干预市场的成本：

 

驳回了澳洲能源市场运营委关于提前24个月就开始合约购买储备的请求，这主要是运营委的预测在中期以上的准确度可能就大打折扣了，而且提前期限越长，其成本就越高。更重要的是，越早开始购买储备，更多的电厂就会更早锁定锐特机制，其参与需求侧响应的意愿降低，而且也无资源参加。

 

要求锐特机制产品标准化，指定操作流程；同时要求披露参与锐特机制的主体和购买储备合约的价值（澳元/兆瓦时）。

 

澳洲能源市场署隐含的意义就是要求锐特机制的成本透明化，在分析成本标准时，其使用了消费者可靠性价值（VCR）的概念。

 

如果消费者可靠性价值高于国家电力市场的封顶电价（MPC），那么消费者更愿意接受卸载负荷，而不是承担更高的成本以购买储备。

 

如果消费者可靠性价值等于国家电力市场的封顶电价，那么锐特机制就有用武之地了。

 

澳洲能源市场署引用可靠性委员会（Reliability Panel）的分析认为，消费者可靠性价值在3万澳元（每兆瓦）以上，远高于14500澳元的封顶电价。

 

 

如果以封顶电价和消费者可靠性价值作为两条红线的话，我们可以判断，当即期电价低于封顶电价时，市场自发调节的储备应该作为解决稳定性事件的手段；当即期电价高于封顶电价但低于消费者可靠性价值时，卸载负荷应该作为解决稳定性事件的手段。

 

当然，消费者可靠性价值很难预测，也无一条准绳，因为每个用电方的用电行为和需求是不一样的，其在一天之内都是可以变化的，比如一家只经营早餐和中餐的咖啡厅和一家只经营正式午餐和晚宴的饭店，其可靠性价值是大相径庭。需求侧响应或许是挖掘和利用消费者可靠性价值的最好手段。但锐特机制的使用可能使消费者可靠性价值简单化和单一化，这样会对需求侧响应构成挤出效应（crowding out effect）。

 

在这点上，澳洲能源市场署表示了担忧，其认为锐特机制会对国家电力市场的自身调节构成扭曲（market distortion）:

 

装机减少：在锐特机制下，澳洲能源市场运营委通过合约购买储备，电厂可以参与并提供装机和调度储备。锐特机制提供的稳定和“丰厚”的收入会“诱使“电厂放弃电力市场正常交易而转战战略储备市场，靠”吃空饷“赚钱。供给减少后，国家电力市场寻求更昂贵的装机来弥补，等于间接提高了批发电价。

挤出投资：如果市场主体知道澳洲能源市场运营委可通过锐特机制解决紧急供需紧张问题，其或许就没有动力去投资解决正常供需紧张问题的装机，如调峰电厂。同时，其也会对需求侧响应构成挤出效应。

风险错配：这其实就是代理人问题，可能导致澳洲能源市场运营委过度投资或购买储备。

成本错配：当前时代提出的国家能源保固政策（NEG）项下的可靠性担保机制目前侥幸的存活了下来，可靠性担保义务是施加在电力零售商头上的，其与锐特机制所针对的可靠性问题是殊途同归。但可靠性成本难以度量，而无法进行套保，这就增加了零售商的成本，其还会转嫁到广大用电方身上。

 

笔者认为，在间歇性可再生能源装机加速渗透和老旧火电退出的同时，市场缺乏解决可靠性的长期手段和保证，而这些手段和保证，如储能，跨省传输和扩建等，又远远滞后于装机增长的步伐，因此，澳洲能源市场运营委也是多少出于无奈，利用锐特机制“饮鸩止渴“，其或许还会推高国家电力市场的批发电价乃至零售电价，但锐特机制只可以是国家电力市场在急剧转型期间的权宜之计，因为市场干预必然会产生无谓损失（deadweight loss）。

 

澳洲能源市场署计划在3月下旬完成各方意见收集，在5月出台最终规则，而这两个时间点正和纽省大选以及联邦大选相重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