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对于那些帮助拯救生命、支撑政府服务或有助于澳洲经济复甦的公司成了一个收入大礼包。
从大型制药公司和新兴的医疗技术公司，到增援劳动力、IT支持、客户服务、新冠病毒检测和公务员脑力后备军的供应商，澳洲企业在大流行期间赢得了超过100亿澳元的合约。
截至去年8月，澳洲卫生部已承诺签订30多亿澳元的合同，以补充国家医疗储备，包括口罩、手部消毒剂、测试包、病号服、手套和呼吸机。
根据澳洲国家审计局（Australian National Audit Office）的数据，Aspen Medical与澳洲政府签订了超过10亿澳元的医疗储备采购协议。
这家总部位于堪培拉的危机医疗供应商化疫情为利润，赢得了13亿澳元的新冠相关合约，同时其全球员工数量也从不到700人增长到3500人左右。
在截至6月的一年中，Aspen的收入比上一年增长了7倍多，达到5.63亿澳元。从2019财年亏损600万澳元，到现在实现税后利润1.05亿澳元，并派发了2300万澳元的股息。
Aspen负责为悉尼Newmarch House老年护理设施提供增援劳动力，并在一年前为搁浅的“红宝石号”（Ruby Princess）邮轮船员进行了海上筛查和检测。
它还管理了悉尼的第一轮酒店隔离，以及日本和旧金山的邮轮隔离。
根据德勤Access Economics的数据，2020年期间，各级政府支出“以45年来的最快速度增长。
“这其中大部分是由于抗击疫情的成本，有近200亿澳元专门用于疫苗、检测、远程医疗和额外的医院注资，”德勤在周一发布的季度业务展望中表示，“但随着澳洲抗击病毒的努力相对成功，2021年政府在卫生支出方面的增幅将缩小。”
根据Austender披露的信息，Multigate医疗产品公司在政府的医疗库存采购中赚到了6.38亿澳元。
在截至去年6月的一年中，这家悉尼公司的利润增加了三倍，达到2500万澳元。
其他主要的医疗采购订单分别授予了CW Management（3.19亿澳元）、Detmold（2.52亿澳元）、ResMed（7600万澳元）和Medcon（7400万澳元）。
矿业大亨福瑞斯特（Andrew Forrest）的Minderoo基金会全资子公司First Sourcing and Logistics从北京基因组学研究所采购实验室设备和检测试剂盒，并向其他供应商采购个人防护用品。
该慈善基金会得到了卫生部门1.89亿澳元的补偿。
防护服和设备由TAR Concepts（4800万澳元）、Plus Medical（4100万澳元）和Cole Workwear（3700万澳元）提供。
ANAO报告说，总共有34家公司获得了至少100万澳元的医疗储备供应合同。
堪培拉签署了40亿澳元的预购协议，用于购买辉瑞（Pfizer）、阿斯利康（AstraZeneca）和诺华（Novavax）开发的三种主要新冠疫苗近1.45亿剂，以及来自COVAX设施的2500万剂疫苗。
COVAX设施是一项全球倡议，富国帮助穷国获得疫苗。
CSL正在本地生产5000万剂阿斯利康疫苗，这家澳洲本土生物技术公司已经获得了一份价值10亿澳元的疫苗供应合同，当Seqirus公司位于墨尔本的细胞型流感疫苗制造工厂于2026年上线时，该公司将在十年内供应疫苗。
联邦政府已拨款13亿澳元用于提供疫苗，包括帮助各州和领地、全科医生、药剂师雇佣额外人员。
同时，它还为疫苗物流、管理、数据和数字系统提供6亿澳元。
DHL和Linfox公司赢得了配送和物流合同，负责运输疫苗，并负责针头、注射器和个人防护用品等疫苗接种用品的运输和管理。
Telstra向澳洲服务局（Services Australia）提供了2200万澳元的电话设备。
波士顿咨询集团（Boston Consulting Group）获得了一份450万澳元的劳务雇佣合同，为联邦政府最大的机构提供“电脑服务”。
咨询公司麦肯锡环太平洋公司（McKinsey Pacific Rim）签订了一份160万澳元的合约，为疫苗的推广提供支持服务，并为旅游、医疗储备和治疗策略提供500万澳元的新冠相关战略建议。
安永会计师事务所（EY）为国家医疗储备提供了160万澳元的审计服务，另外还提供了150万澳元的审计服务，审查疫苗接种系统的准备情况、个人防护设备供应的风险、财务模型和疫苗的在岸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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