尸骨未寒的澳洲骄傲对撞国际局势大洗牌，百年一遇重大转折已悄然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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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伯伯套路深
救世主登场？
躺赚，不亦乐乎
扬长避短
熊猫可以不吃大麦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农民伯伯套路深

每次重大历史事件发生前，总会有一些特殊的套路。

比如秦朝末期，大泽乡农民起义事件的CEO陈胜和吴广就是这种套路的创始人之一。这俩无产阶级英雄连同900多个农民被暴政的秦王发配戍守边疆，在返回的途中却遭遇暴雨，导致无法按时到达。

按照当时的酷刑，迟到的结果就是把自己的脑袋让秦王接管（处斩）。

陈胜和吴广一琢磨，无论是跑路还是硬着头皮去交差，都是死路一条，干脆一不做二不休，一起干票大的——起义造反。

为了让起义名正言顺，他们用朱砂在一块绸帕上写了“陈胜王”三个大字，塞到渔民捕来的鱼肚子里。不仅如此，吴广还在当晚潜入营地附近的一座荒庙里点燃篝火，模仿狐狸声音大喊：“大楚兴，陈胜王！”

法国皇后玛丽·安托瓦内特（Marie Antoinette）被送上断头台

先是从鱼肚子里吃出绸帕，后又被狐狸叫声惊醒，这一波操作把朝廷特遣的兵长吓得够呛。

放到金融市场里，这种操作叫做“放消息”。

只可惜兵长没炒过股，吃了没文化的亏，恼羞成怒地逮住吴广就是一顿爆锤。

看到平时总是笑脸迎人的吴广被锤得鼻青脸肿，陈胜与众人一起顺势夺过佩剑，将几名兵长捅成了筛子。

大泽乡农民起义就此爆发，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事件，对秦王朝造成了沉重的打击。

这样的例子在各国历史上不胜枚举，从法国玛丽皇后（Marie Antoinette）对食不果腹的百姓调侃“让他们吃蛋糕啊”，到蜀汉开国皇帝刘备三顾茅庐请诸葛卧龙出山兴复汉室。

这些重大转折事件都离不开套路——潜伏已久的导火索+关键人物的出现。

此时此刻的澳大利亚就有一个教科书式例子——脆弱不堪的经济模式+安德鲁·尼维斯。

救世主登场？

安德鲁·尼维斯（Andrew Liveris）出生在澳大利亚北领首府达尔文，学霸和开挂的人生让尼维斯成为了美国陶氏化学公司（Dow Chemical）的首席执行官和董事会主席。

天资过人的尼维斯继续脱颖而出，先后为奥巴马和特朗普总统拟定并编写了美国制造业重组及重大改革议案。将工厂和就业迁回本土，振兴美国制造业，就是特朗普带领美国经济模式转型的标志性事件。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与安德鲁·尼维斯（Andrew Liveris）

尼维斯现在正在帮助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做同样的事情。

对于日益破碎的澳洲经济模式，尼维斯说：“澳大利亚天真地以为依赖海外进出口的经济模式是OK的，也许曾经是，但以后将不再是。”

向来雷厉风行的尼维斯在痛批澳洲经济政策时指出，澳洲永远不应该亲手把自己的制造业架空。澳洲制造业在全国经济中的占比从1970年代的40%已经萎缩到目前的6%，这是可悲的。

特别是在疫情爆发之后，澳洲政府此前所谓的“国家医用应急储备（National Medical Stockpile）”却不见踪影。各大主流媒体也心照不宣地为政府安抚民心，纷纷表示“这些价值上亿澳币的口罩、抗生素、疫苗以及消毒液都秘密存放在全国各地的仓库中，随叫随到。”

然而，这些“充沛”的医疗物资在节骨眼上却消失不见，导致大量的通科医生（GP）要么前往建材市场自购工业口罩，要么直接“光着膀子”为病患就诊。在疫情爆发初期，更是有许多大型医院的主治医生穿着一次性雨衣一般的防护服奔赴前线。

这样的短板，让人既心疼，又汗颜。

而澳洲捉襟见肘的制造业最大的牺牲品，就是本土产业的自主性。2020年2月阵亡的澳洲民族骄傲——霍顿汽车（Holden）就是血淋淋的例子。

这家在1856年成立的马具厂从1908年开始进军汽车行业后，就一直依附于美国汽车巨头，在1931年时成为美国通用汽车公司（GM）旗下子公司之一。

霍顿汽车的科莫多（Commodore）型号轿车在生产线上等待组装

更可悲的是，多少代澳洲老中青追逐的霍顿梦只是情怀，因为它并不是纯正的澳洲本土企业，更谈不上民族骄傲。

霍顿的倒下其实并非毫无预兆，起因是其母公司在经历2008全球金融危机后，就一直遵照美国政府强令，开始大范围剥离低盈利资产。2017年，通用汽车公司就计划将旗下的欧宝（Opel）和沃克斯豪（Vauxhall）品牌出售给法国汽车巨头标致雪铁龙集团（PSA Peugeot Citroën）。

与此同时，被蒙在鼓里的澳洲霍顿公司还花费重金聘请前任丰田澳洲总裁重出江湖。结果，霍顿在2018年承诺的，将推出20款全新车型的惊喜却变成了惊吓。新总裁也成为了该公司创立以来最糟业绩的背锅侠，一世英名毁于一旦。

据通用汽车高管透露，该公司在美国设计的右舵驾驶车型主要销往澳大利亚、新西兰和泰国。以霍顿的科罗拉多皮卡车（Colorado Ute）为例，仅是设计费用就高达10亿美元（15.2亿澳币）。而这种车型在上述三个右舵驾驶国家的销量总和不到5万辆。相反，通用公司畅销的雪佛兰索罗德（Chevrolet Silverado）在北美地区的销量就高达75万辆，而设计成本同样是10亿美元。

霍顿阵亡的背后是澳洲自主能力匮乏的体现——一个无法自主设计研发产品的产业注定将在风雨中不断摇曳，处处被动、腹背受敌。

更别提霍顿生前接受了联邦政府豪掷的21.7亿澳币之后，依然抢救无效。

躺赚，不亦乐乎

那么澳洲究竟应该如何走出这种依赖出口资源和第三产业的单一经济模式呢？或者说，澳洲是否还有机会夺回自主权，打破困局？

困局的形成离不开澳洲1990年代的贸易自由化、本土产业去规划以及当时最强劲的潮流——全球经济一体化。

西澳州皮尔布拉（Pilbara）矿区的一处矿场

作为资源大国的澳大利亚在尝到全球化的甜头后，果断放弃了传统的经济模式，成为了资源出口大国——躺赚，不亦乐乎。

但是，人口基数少和人工成本高并不能成为澳洲对中国过度依赖的借口。相反，比如新加坡、韩国、中国香港和台湾地区的人工成本同样居高不下，但是这些小型经济体依然表现卓越，因为他们非常重视技术研发领域，这包括将海外投资直接与本地大学的研究团队挂钩。如此一来，在带动投资增长的同时，也为本土的技术研发水平带来了持续的提高。

尼维斯在痛斥决策者葬送澳洲制造业和经济活力的同时也为澳洲指明一个典范——德国。

作为第四次工业革命（Industrial Revolution 4.0）的发起国（同样是两次世界大战的发起国），德国政府早在2013年就提出了工业革命4.0标准路线图。

所谓第四次工业革命，是指重视现有的工业相关技术、产品销售和体验的一体化，并通过人工智慧（AI）和智能工厂（smart factory）来提高技术兼容性和生产效率。

德国三大汽车制造商之一的巴伐利亚发动机制造厂（BMW，宝马集团）就与尸骨未寒的霍顿汽车形成了鲜明且刺眼的对比，前者早已在2014年就加入工业革命4.0的大军，开始使用一体化技术提高生产效率并降低成本。

得益于对一体化智能技术的研发和投入，BMW集团可以高效地管理遍布14个国家的30条生产线，这些生产线需要负责精密制造包括宝马、劳斯莱斯（Rolls Royce）和迷你（MINI）品牌的40多款不同车型。这套智能系统还需要确保客户私人定制的高端车型能够准确无误地交付。

德国宝马集团的全自动化生产线

换句话说，与前三次工业革命的产物——蒸汽机、发电机以及电子产品相比，第四次革命在于整合目前所有的科技和技术，将他们打包整理，相互协助的同时提高产能和效益。

相比之下，澳洲是什么情况呢？

据澳洲工业部部长凯伦·安德鲁斯（Karen Andrews）表示：“想要在澳大利亚建立一座工厂，企业需要通过政府完成以下手续：申请、审批、建立以及最后投入使用。如果两家企业分别在澳洲和美国同时开始走这个过程，那么还没等澳洲政府开始审批，美国的企业就已经开始投入生产了。”

这种令人哭笑不得的审批效率、对企业创新和技术研发领域的漠视，加上对自然资源“坐吃山空”的惰性正是亲手扼杀澳洲本土产业的凶手。

扬长避短

当然，为所有澳洲企业扣上一顶“好吃懒做”的高帽却也有失偏颇。

2020年1月末，新冠疫情正在武汉肆虐时，墨尔本的多赫提防感染及疫苗研究院（Peter Doherty Institute for Infection and Immunity）就成功人工培育新冠病毒，使澳大利亚成为全球除中国之外第一个人工培育该致命病毒的国家。

此外，全球最大的血液血浆制品公司CSL（Commonwealth Serum Laboratories）以及人工耳蜗制造商的科利耳（Cochlear）同样也是澳洲的自主企业。

墨尔本多赫提防感染及疫苗研究院（Peter Doherty Institute for Infection and Immunity）两位负责人

对于生物及医药科技的成功，尼维斯倍感欣慰地说：“我们在医药领域的成功是值得肯定的，特别是在墨尔本。但是政府还需要加大力度对其他产业的扶持，这包括拨款资助技术研发、增加企业研发开支的税收抵免（企业投入研发的成本可以在报税时退回或减记）……德国、新加坡以及韩国这一系列国家的成功是离不开税收激励措施的。”

无独有偶，工业部长安德鲁斯也提出了类似建议。2019年5月，安德鲁斯在自由党赢得大选后为澳洲企业成立了“现代化制造基金”（Manufacturing Modernisation Fund），该基金专为企业提供人力及硬件资源的升级换代，虽然总价值仅为2.15亿澳币。

另外，澳洲联邦政府每年还对本土企业投入高达96亿澳币的各类补助。

尼维斯表示：“这些资金不是小数目，但是豪掷出去之后却收效甚微，这是因为我们没有把钱花在刀刃上。”

想要让澳洲转型成低成本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大国，或者摇身一变成为机械化生产强国绝非易事。相反，扬长避短才是真正的出路。

尼维斯强调，澳洲既然有世界领先的生物科技和医疗产业，为什么没有利用优势成为全球食品健康安全产业链的龙头？作为农业大国，澳洲为什么不把资金投入到农业科技化生产中，实现高精度灌溉、农田轮作（crop rotation）以及最小化森林砍伐（minimise deforest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