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年改革基本上遵循邓模式开展，40年历史证明该模式有成功的一面也有失败的一面。应该说前30年邓模式改革的正效应大于负效应，但很多负效应处于潜伏期，最近10年负效应集中显现。
18大以来，新领导层严厉开展反腐败并挟反腐败之威推动以国家和国企为主导的经济转型。
18大以来的方针政策既是新时期邓式改革的坚持，又是邓式改革的救赎：只有反腐败，使得执政党保持起码的效率和廉洁来担当改革的总调度和各方利益总协调人的角色，才能推进以国有经济为主导的经济转型和以社会公平为导向的分配改革。
如果没有贸易战的干扰，反腐败和中国经济转型所产生的正能量有可能逐渐消化和抵消改革中出现的消极因素使中国改革和发展跨入新的台阶。
但美国人不愿意。美国极右派的一些人，例如班农，纳瓦罗，莱特西泽，博尔顿，包括特朗普本人很早就著书立说要遏制中国。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西方持续的颓势和中国的快速追赶使得美国精英意识到遏制中国已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如果中国经济转型成功，美国的技术优势被削弱，美国现有的各种矛盾必然激化，西方的普世价值将成为空中楼阁。
中美贸易战昭示中美矛盾的根子不仅仅是贸易不平衡，更是两国国运，两种制度，两种文明的冲突。在美国，打压中国不仅成为迎合民粹获得选票的捷径，也是美国精英维护美国利益的共识。以前中国人在这点上认识不足。
美国对华贸易战一下子把中国各种矛盾激化起来。
- 经济矛盾
贸易战将影响中国实体经济。就股市和汇率的反应来看，贸易战已经极大地影响了对中国经济的预期。如果波及就业，政府必然放水刺激，这就形成一个两难的局面：在实体经济比较艰难的情况下，资金为了保本，会不会又流入房市导致房价飙升，或者资金外流。即使政府把资金定向投入基建，这些项目何时才能产生效益，在国家整体杠杆率已经很高的情况下，会不会推高债务加重金融风险。投入基建的资金必然回流到整体经济中，会不会引发通货膨胀。
- 政治矛盾
政治矛盾主要发生在两个层面上：第一，体制内和学术界普世派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否定。近来这派比较有影响的是许章润，高善文，赵晓等发表的文章和讲话以及对胡鞍钢教授的围攻，基调是要接受美国的价值观，政治制度和美国贸易战开出的条件。
第二个层面是社会性的，包括社会各阶层的人。近来微信文章和文章留言中，以及照片配一段口号式文字的煽动性帖子中（这类帖子不经过腾讯审批，任何人都不能发）明显感到这个团体的宣传能量和对抗政府的大胆。目前还没有证据表明这个团体已发展成有组织的反对派，所以姑且借用一个概念称他们为“精神美国人”。
当前的危险在于由于经济的下滑，如果政府在社会管理上出现失当，可能使一些社会事件演变成社会危机。普世派和“精神美国人”可以利用这些事件，例如疫苗事件，P2P基金暴雷跑路事件等削弱政府的公信力和合法性，从而制造更大的混乱。许章润的文章已经提到政府“生死由命，兴亡在天”。
那么，美国发动的贸易战加上国内普世派的舆论攻势会不会引发政权更迭? 回答是: 这种概率极低。这是因为，第一，绝大多数中国人认识到美国发动贸易战是为了美国的利益，听从美国人的指挥，根本上不符合中华民族利益。第二，几十年来绝大多数中国人的生活水平是大幅度提高的，绝大多数中国人希望稳定，政治动乱只能带来混乱和破坏。
中央在北戴河会议之前召开了政治局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6个稳定，基调是进一步开放。其逻辑是利用中国的市场优势吸引外资，以扩大进口保出口，满足国内需求，创造就业，为中资和中企扩大国内外市场，同时以中国市场为诱饵迫使美国放弃贸易战。
应对贸易战和当前经济工作的基调已经定下，说明北戴河会议的主题不会是经济工作。会议的的主题应定在更高的或者说根本性的层面上，我感觉，应该是如何修正改革以来的政策缺陷和应对普世派的攻势。
说到改革以来政策的缺陷，我感到最根本的有两条：一是只强调引入市场能够提高效率，但忽视了引入市场经济有在中国全面建立资本主义的危险以及伴随的各种恶果；二是过度相信党的纪律检查和政府监察部门能够控制腐败，当局没有找到一党制政治体制和市场经济在社会管理上的契合点。
资本主义势必造成两极分化。在西方，虽然多党议会，选举政治，媒体监督在一定程度上调和了两极分化对社会的冲击，但其社会成本是极大的。例如各种福利政策导致社会寅吃卯粮；各种“政治正确”导致政府行政能力下降。
实际上中国社会和经济的许多沉疴都与两极分化直接相关。当一部分人靠不正当手段挥金如土时，为了安抚穷人，政府不得不大搞土地财政，招商引资，提供就业，提高社保标准。而这些做法又以高税收和工资急剧上升的方式报复企业；高房价和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的方式报复社会；高债务和民众离心离德的方式报复政府；高污染的方式报复环境。
所以，建立市场经济不能等同于建立资本主义，在建立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必须对两极分化保持高度警惕。21世纪的今天，社会公平始终是第一位的，缺乏公平的社会，市场带来的效率只能是暂时的，局部的。
事实上资本主义(capitalism) 在西方也不是一个响当当的名词，只有保守主义者才把资本主义作为自己的标签。相反社会主义在年青人中很时髦，美国2016年大选民主党热门人物桑德斯就公开宣称自己是社会主义者。
北欧是西方的一种另类，很难说北欧国家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民主主义国家。这些国家实行市场经济，但国有经济比例高，税收也很高，国家提供的社会福利 (二次分配) 进一步拉平了社会收入水平。当然北欧国家也有各种问题，但不容否认的是，这些国家实行具有社会主义色彩的政策避免了两级分化，长期居于世界先进国家的行列。
市场机制首先应理解为一种工具，无疑这种工具的合理运用对搞活经济，形成活跃的多元社会意义重大，但这种工具的运用必须有相应的社会管理机制与之配合，转型中的中国更是如此。
目前中国在引入市场机制的过程中存在太多灰色区域，很多问题并不能直接上升到党纪国法的高度，在这种情况下过度依靠党的纪律检查和政府监察部门难以实现良好的社会管理。西方国家的媒体，司法体系在社会管理方面发挥的作用值得借鉴。
中国应建立一种党领导下，以媒体开放为前导的民主机制。首先应依循宪法划定不能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红线，这是保证国家稳定的前提；在此基础上政府应鼓励媒体进入社会的广泛领域。媒体的专业能力应该能保证他们比政府更快，更深，更全面地介入各种问题。即便媒体带有不同的政治偏向，但只要展开辩论，相信是邪不压正，越辩越明。
党领导下的新型民主机制还应包括人大，政协，民主党派，工商联等机构对重大投资，产业政策，社会管理问题的有效介入。这种介入和媒体的开放应能相得益彰，使政府重大决策更科学，对政府权力的监督更有力。这样可以在地方级别形成一种新型的二元政治体系: 既政府行政体系和人大，政协，民主党派，工商联和媒体的咨询和监督体系。在这个基础上引入党内中基层组织民主选举，地方政府民选，中国应能创造出一种不同于西方的社会主义民主机制。这种机制应既能保持政府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又能尽可能的保证政府决策的科学性，保证人民大众成为终极利益获得者。
中国面临的问题首先是国内问题，众多国内问题中，首先是政治问题。只要在政治上能真正做到以人民为中心，形成民族的合力，贸易战的困难将不难克服，普世派的挑战也自然瓦解。
最后谈一下对西方和特朗普的判断。贸易战开打以来，有一些“精神美国人”把特朗普捧为解放者，把西方制度神圣化。因此有必要对这种对西方的顶礼膜拜降降温。
目前西方政治中的两派称为保守主义和进步主义：保守主义偏向资方和白人民族主义者（与种族主义者有区别）; 进步主义偏向劳工，激进学生和环保主义者。多党议会制通过选举防止了这两派中的任何一方独大。西方的媒体机构，在美国多偏向进步主义，在澳洲多偏向保守主义，能对资本和劳工集团发挥监督作用。西方司法体系能超越政府对重大社会问题开展调查和判定。西方政治体制对西方国家稳定的确起了很大作用，但要指出的是，维系西方稳定的根本要素是其技术优势和市场优势。
但二战后世界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西方的技术优势和市场优势不断受到挑战。根本原因是独立后的发展中国家从最初的发达国家原料基地和倾销市场逐渐向工业化转变。发展中国家2005年时占全球GDP的20%，2014年达到30%，预计2030年达到60%。
这种趋势对西方国家的影响可通俗的归纳为1， 留下买路钱：西方国家进入发展中国家市场必须缴纳各种费用。2，有钱大家挣，例如印度仿制药。3，学会本事，饿死师傅，例如中国的高铁。以上3种作用的综合使得西方在国际GDP和国际贸易中的占比大幅度下滑，国内财政赤字和债务持续上升。
西方在技术和市场优势下降的情况下，其政治制度再“完美”也挡不住两极分化，中产阶级萎缩，种族冲突加剧的事实。
西方的困局在美国导致特朗普上台。特朗普目前的成功在于他通过减税，使得几千亿美元的资金回流美国，推高了国内产出和就业。但特朗普的很多政策相悖于市场经济理论，其矛盾性目前已经有所反应：例如因为美元升值和提高关税引起的进口部件的成本上升，美国贸易逆差仍然在扩大；美国GDP和就业的扩张并没有抵消因为减税和贸易逆差而带来的美国总体债务的上升；美国缺乏优质劳工，工资上涨和进口成本上升会转化成通胀压力，为了遏制通胀，加息成为必然，这反过来又会推高美国出口成本。
特朗普的班子没有先进的经济理论支持。特朗普政策带有很强的种族色彩，本轮经济繁荣未必能弥补族群和贫富差别。国际上特朗普的做法如同流氓用关税讹诈，甚至把美国的长期盟友也作为讹诈和交易的对象。他可以逞一时之勇，但随着时间推移特朗普必将面临捉襟见肘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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