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多党议会加私有制市场经济，既所谓具有普世价值的发展道路，据称能有效的保障社会公平，推动社会经济平衡快速发展。
澳洲一直被认为是实践普世价值的模范国家，现今澳洲社会渐渐进入2019年大选模式，这为分析普世价值在澳洲发挥的作用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
澳洲税改和2019年大选
当前澳洲税制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首先看一下澳洲的个人所得税。
个人所得税
目前澳洲所得税的税率分为4个等级，年收入1.8万到3.7万交19%，3.7万到8.7万交32%，8.7万到18万交37%，18万以上交45%。
由于通货膨胀，年收入水平有表面和实际之分。 据澳洲有关研究机构测算，2022年的年收入9万，实质上等同于2018年的7.6万，而依照现行规定 ，当职工的表面工资从7.6万上升到9万后，税率就从32%上升到37%。这变相的加重税务负担令人难以接受，因此个人所得税改革的呼声极高。
企业税
第二是企业税。特朗普总统减税政策在美国的开展，推动西方国家例如法国，英国推出相应的企业减税改革。原因很简单：在当今资本高度流通的情况下，企业减税能导致国际资本和技术从高税收国家流向低税收国家。
根据以上两点，澳洲自由党政府在2018-19年度财政预算案中提出了企业税和个人所得税的改革方案。
政府计划将企业税从30% 减到25%。税改的重头戏是个人所得税改革，政府提出的个人所得税减税计划比较复杂。
整个计划横跨七年，分成三步。
第一步，自2018年7月1日起，年收入在3.7万到9万的职工可获得530澳元的年退税额度。
第二步是在2022至2023年间把19%税率的上限从3.7万延申到4.1万，把32%税率的上限提升到年收入12万。
然后第三步在2024年把32%税率的上限再扩大到年收入20万，既从4.1万到20万这个区域只实行32%一种税率。
自由党政府的减税计划受到了反对党工党的强烈反对。工党反对企业减税的最强理由是澳洲许多大公司是外资企业，给这些公司减税实际上是资助跨国公司和外国投资者。
在个人所得税方面，工党基本同意自由党的第一和第二步减税计划，既向低收入职工发放退税指标和降低这部分职工的税收比率。但工党坚决反对在年薪4.1万到20万只实行32%一种税率，认为这种税率破坏了多收入多缴税的公平原则。
工党提出了自己的减税方案。工党的计划是把低收入年度减税额度扩大到928澳元，在2022 年把32%的税率扩大到9.5万。保持9.5万以上的税率不变。同时工党宣称能在增加教育医疗开支的同时减少政府财政赤字。
工党既要减税，又要增加政府开支，还声称能减少政府财政赤字，这如何能做到？工党的方案是提出两项新的税收改革：
第一，澳洲退休人群中，有一部分比较富裕的人持有一些公司的投资，每年公司分红部分可以免税，理由是这些公司已经就这部分利润交过税。但工党政府准备停止这种免税。
第二，工党要修改现行投资房折旧抵税政策，提出房子折旧抵税只适用于新建房，不适用于二手房，而且卖房所得缴纳的资本升值税要增加。
显然两党的减税方案具有阶级阶层属性。自由党政府在年薪四万到20万的广阔领域内实行32%一种税率明显有利于富人和高级白领。同样，工党取消投资分红免税和投资房折旧抵税也是针对富裕人群，而这个人群基本上是自由党政府的支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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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许多澳洲知名评论员一针见血地指出澳洲税改方案纯属两党政治斗争范围，税改的方案都和选票直接挂钩，税改就是大选的前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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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自由党政府的个人所得税减税方案以微弱多数通过。工党表示会把自己的税改方案作为明年大选的主要竞选方案，如果胜选，就推倒自由党的税改。
澳洲各界一致认为2019大选将围绕税务改革展开。
选举政治对经济的负面作用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有必要先简要的说明一下澳洲经济的一些基本弱点。
澳洲经济历来高度依靠矿产品和农牧产品出口，但澳洲不具有矿产品和农牧产品的国际定价权。矿产品的国际价格历来波动很大，当这些产品国际价格高时，澳洲贸易顺差扩大，企业，政府和个人收入增加。这会促成政府增加开支，银行放松贷款标准，企业和民众增加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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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澳洲经济缺乏完备的产业体系，澳洲消费和投资涉及的消费品和机器设备的很大一部分需要进口。这导致澳洲总进口常常超过总出口，总消费超过总储蓄，借入外债成为必然。澳洲银行贷款利率一般要高于其他发达国家，澳洲外债逐年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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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澳洲经济下行时，外债为规避风险会提高利率，这会倒逼澳洲银行提高利率，一些企业会倒闭或裁员，如果发生大规模房贷坏账就可能造成金融危机。
所以保证澳洲经济良性发展的要点在于：
1. 控制外债，提高储蓄，稳定和降低银行利率，政府要控制开支，减低财政赤字，有效控制税收水平；
2. 澳洲企业应发展高科技和高附加值产业，增加出口多样性，避免过度依赖波动起伏的原材料出口
3. 降低企业成本。
澳洲经济以上弱点和应该努力的方向在澳洲经济教科书中论述清楚，相关领域里尽人皆知。然而几十年来无论工党还是自由党政府都没有在以上方面获得突破性的成功。
澳洲政府信奉小政府大市场学说。这种学说认为只要有明晰的产权界定，充分的市场竞争，具有竞争力的私有企业会不断湧现从而推动经济发展。政府对经济的作用主要体现在提供产权，市场竞争法律法规保护和约束，提供低利率的资本市场，低成本的劳动力市场，以及低税率的企业运行环境。
然而正是在提供低利率，低税率和低成本的营商环境上澳洲政府表现差强人意。两党之争的选举政治几乎必然把营商环境民粹化和复杂化。
税收
先看税收。政府增加税收是非常吃力不讨好的事，加税很可能导致败选而减税往往成为拉拢选民的利器。
为了政治需要，政府常常根据并非可靠的经济前景预测作出各种财政支出和减税承诺 。经济增长放缓导致税收不足，而政府开支项目已经上马的情况屡屡发生。
这些项目一旦上马就难以下马，出路只有通过或明或暗的方式增加税收，扩大财政赤字，向海外机构借债。
据《澳大利亚人报》报导，澳洲财政部测算在2009年至2021的时间跨度里，年收入7.5万的职工的税收实际增加9%。澳洲联邦（中央）政府债务总额从2014年的3100亿澳元上升到今年的5340亿；澳洲总债务占GDP比例从2013年的13.1%上升到今年的19.2% 。
尽管税收总量和外债不断增加，政府财政经常面对收不抵支的窘迫局面。在选票的压力下，社保，医疗，教育，国防等一系列项目常常排在基础设施建设之前。澳洲有许多高品位易开采的矿山，但由于缺乏铁路，公路和码头的支持，使得整体开发成本大幅度上升。
能源供应
能源供应又是一例。当前增加绿色能源供给成为党派之争的政治正确。然而澳洲的实际情况是绿色能源成本高，传统的煤炭发电成本低。
但政党为了政治斗争的需要，并不能根据实际情况作出综合性的兼顾成本和环保的能源政策。特别是联邦政府和各州政府的立场也不相同，使得国家难以作出有效的整体方案。一些州政府对新能源的补贴人为地增加了煤炭发电成本，使得老煤炭电厂急需的技术改造投资后继无门，老电厂相继关门。澳洲电力价格成为发达国家最贵的，严重影响了居民和企业的生活生产成本。
通过国家产业政策推动经济结构升级在澳洲这样的国家中难于推行。
首先澳洲国有经济非常孱弱，国家产业政策扶持对象只能是私有企业甚至是外企；这样的话无异于拿纳税人的钱支持私人或者外国企业，这在政治上难于持久。
澳洲各界普遍认为澳洲并不是发展商业的好地方，政府对企业的支持有限。这反过来强化了澳洲人口少，市场小的弱点。
澳洲曾有发育成熟的年产十几万轿车的汽车工业，通用，福特，丰田，三菱和其他跨国公司先后在澳洲建有整车厂，澳洲也有一大批跨国公司和本土的汽车零配件企业，随着跨国公司全球布局的变化和澳洲宏观经济政策的变化，这些跨国公司全都撤出了澳洲，澳洲汽车工业不复存在。
澳洲最具规模的有可能发展成高科技和高附加值产业的汽车工业的消亡，体现了澳洲政治环境在推动经济结构转型升级上作用不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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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仍然高度依靠矿产和农牧产品出口，由于中国留学生和旅游者急剧增加，教育和旅游也成为澳洲出口赚汇的重要支柱，移民和中国投资者对澳洲房产的需求带动了澳洲房地产业和建筑业。但以上产业依然受国际形势影响极大，中美贸易战打还是不打都对澳洲经济影响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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缓慢的纠错体制
西方人士普遍承认西方政府不可能安排长达十几年，几十年的国家发展战略；西方政党为了竞选上台经常实行短期的取悦选民的民粹主义政策。在这个意义上西方人士承认西方的民主制度没有集权体制有效。
但西方人士并不认同西方制度劣于集权体制。他们强调由于选举制的监督平衡作用，西方国家不会犯方向性颠覆性的错误，西方民主制度有自我纠错的功能，西方社会相比集权国家能更快的达到既定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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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实际上西方国家的纠错过程会很长。西方社会有时如同两队拔河，左右两派势均力敌，在各种社会经济问题上双方都难以获得重大突破；有时又如同钟摆，社会过度偏向左或右到达顶点时随后发生大的反方向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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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钟摆现象常常表现为大选时一方党派的压倒性胜利。议会中执政党席位远超反对党使得执政党能轻而易举地通过自己提出的议案，往往此时政府能作出重大的，改变社会发展方向的改革。
战后西方历史显示政府主持的成功改革并不多见，也许撒切尔夫人削弱工会力量和里根总统赢得冷战胜利是最成功的范例。
第二种是政治人物能煽动，利用民粹，借用民众的力量实行一些满足大众期盼的变革。当今的特朗普就是一例。
几十年来，美国的产业空洞化，债务飙升，两极分化，族群矛盾，移民问题已到了美国政治需要改弦更张的时刻；特朗普就是在美国政治钟摆摆动到极端点时把它向反方向推一把的人物。
稳定，公平，分化
虽然多党议会制存在执政效率低，纠错慢的特点，但有一点是值得称道的，那就是能保障社会基本稳定和公平。党派通过民意支持获得政权；民众通过党派在议会中争取利益，两者相辅相成。
在澳洲，退休和失业保障制度，全民医疗体系，最低工资等社会福利防止了赢者通吃，维持了社会的稳定。
澳洲社会保障的费用基本来自税收。个人所得税占澳洲各级政府收入的57%，是政府收入主要来源。从贡献比来看，前1%的纳税人承担了澳洲个人所得税总额的17%，前25%的纳税人支付了67%的税收，近半数澳洲家庭因为属于低收入家庭实际上不交税。这种税收分布既说明了澳洲收入的差距之大又体现出通过二次分配（税收）维持了社会的基本公平。
多党议会制虽然能提供社会基本公平和稳定，但不能抵御私有制对社会的分化。
在全球化的条件下，资本不断从发达国家流向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中极小部分的资本和技术拥有者从中获得极大利益，但同时由于资本和技术的出走，发达国家面临相关产业凋零，失业扩大和政府税源减少的局面，社会趋向两极分化。就澳洲而言，收入最高20％群体的人均财富约为最低20％群体的70倍。
从二战后到进入21世纪，西方社会中产阶级经历了不断扩大到渐渐萎缩的过程。这证明多党议会制度加私有制市场经济并不能始终维持中产阶级的壮大和社会内部的和谐。唯一能解释西方中产阶级在二战后迅速发展的是当时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持有的技术优势和市场优势。全球化至少部分打破了西方这种优势，直接导致了西方社会的分化。
目前西方面临以下方面的挑战：
第一，发展中国家不断的崛起，势必在市场，技术和资本上和发达国家竞争。
西方国家、的产业获得超级利润和市场垄断地位的能力在下降，这阻碍西方中产阶级重新壮大，削弱西方政府税收能力，进而削弱其维持社会稳定的能力。
特别是中国模式的出现使得西方担心国家资本主义加集权政治比西方的自由市场经济更有竞争力。在西方眼里，除了中，俄以外，土耳其，越南，印度尼西亚，缅甸，甚至印度都可能走上国家资本主义的道路。这些新经济体在国家政权支持下可能展开对西方更严厉的竞争。
第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生活方式有天然的抑制主流社会人口增长的功能。
西方国家陷入一种尴尬境地： 一方面支撑社会主流结构的人口在减少，另一方面少数族裔和移民大量繁殖和流入。西方国家内部白人族群和黑人，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难以调和的矛盾冲突严重影响政府管理和社会和谐。
第三，西方国家的年轻人越来越离经叛道。年轻人不信那些声名赫赫的主流报刊，相反许多独树一帜的人物在自媒体上拥有成百万的年轻人粉丝。
近来《澳大利亚人报》上刊登了一篇很有影响的文章介绍这种从美国向澳洲蔓延的趋势，文章把它称之为新的革命。
出于对两极分化的不满，年轻人中对社会主义怀有好感的人数在增多，近年来美国多次社会调查显示接近或超过半数的年轻人反对资本主义，支持社会主义。澳洲最近的一项针对1000多大学毕业生的调查发现63%的大学毕业生支持社会主义，尽管他们对社会主义的定义并不很清楚，62%的被调查者认为澳洲职工的境遇不如40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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