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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澳洲驻美大使John McCarthy在《澳洲金融评论报》上发表题为《工党必须培养两种外交政策心态》的评论文章。 文章称，中国的崛起主导着当今世界的战略格局，工党政府应当采取平衡性外交政策，像莫里森政府那样挑衅中国没有好处。
全文如下：
在1972年的电影《候选人》中，Robert Redford扮演了一位有望成为美国参议员的人。他在意外获胜后询问政治策略师：“Marvin，现在我们该做什么？” 与Robert Redford所饰演的角色相比，Anthony Albanese为胜利做了更充分的准备。但就澳洲的外交政策而言，Albanese也要问出同样的问题。
媒体和博客圈并不缺乏Marvin，他们对澳洲大选后应采取的外交政策提出了各种建议，其中大部分是合理的。 但工党政府不应试图先处理一系列必做之事，而应先培养两种关键的心态。 首先要从本质上认识到，现在对澳洲来说外交政策与对内政策一样重要。 毫无疑问，我们现在生活的时代不同于我们成长为一个独立国家的战后年代。
Albanese和黄英贤去参加四方会谈（图片来源：《澳洲金融评论报》）
中国的崛起——在某些方面与我们的利益相悖——主导着我们的战略格局。 虽然拜登政府表现出了令人欢迎的体面和秩序，但美国政体的未来已变得乌云密布。
战后为全球和谐提供了一些衡量标准的国际机制也遭到了破坏。 最近，俄乌战争消耗了美国和欧洲的战略能源，并再次引发了核战争阴云。 将外交政策——通常不会赢得选票——与国内要务相提并论的想法将很难被政府消化， 但我们必须这样做，现在“存在性威胁”一词已经从夸张变成了可能的现实。
第二种基本心态，便是理解外交政策平衡的重要性。 促进和保护国家利益的最好方式是将威慑（主要由国防机构负责）和打交道（主要 由外交政策体系负责）明智地结合起来——至少对大国和中等国家来说是这样——并通 过健全的外交来推进。 如果威慑和打交道的组合缺乏平衡，整体对外政策就有失去平衡的危险。
（图片来源：网络）
同样，当我们决定何时何地需要打交道时，平衡也是至关重要的。在过去三十年里我们未能优先考虑南太平洋，导致我们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我们的历史和地理也可能把我们推向不同的方向。
我们必须在成为一个西方民主国家，与我们所生活的地区之间取得平衡。 五眼联盟——美国、英国及三个主要由白人组成的前英国殖民地加拿大、澳洲和新西兰——最近被当成了发表亚洲政策的平台。如果这是为了影响一个近期才经历了殖民的地区，这是多么愚蠢的想法！ 莫里森政府明白外交政策的重要性，主要是在威慑和“对抗”中国方面，但四方论坛、AUKUS和国防开支增加的积极影响仍大于消极影响。
莫里森的问题在于，未能掌握外交政策的平衡。虽然我们承认澳洲的部分对华行动是合理的，但莫里森政府对中国问题近乎上瘾，这也导致澳洲部分行业遭受重创。 我们的一些邻国也认为，这是没有好处的挑衅。
（图片来源：网络）
还有一种说法是，澳洲太过专注于对抗中国，以至于对东南亚国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也没有充分考虑到他们的观点。 这是一个疏漏，针对这些国家的政策将直接影响我们的未来福祉。印尼政府邀请了俄罗斯总统普京参加G20领导人峰会，但莫里森直截了当地说他反对邀请普京。
印尼总统维多多认为，G20对该国从新冠肺炎疫情中复苏至关重要。此外，印尼、 印度和其他G20成员国对俄乌战争的看法与莫里森和北约领导人不同。 各方可能会达成妥协，邀请乌克兰和俄罗斯参加。平衡的方法是保持低调——然后可以与日本合作，寻求某种解决方案。
要在政府心态中灌输外交政策的重要性，Albanese的优势是，从历史上来看，工党的观点历来比联盟党的更国际化，霍克-基廷-埃文斯时代是澳洲进军亚洲的鼎盛时期。 考虑到后疫情时代面临着众多经济层面的挑战，工党应当避免在优先级不太靠前的 选区做空口承诺。
（图片来源：网络）
第二种心态的培养需要纪律性。威慑比外交更容易解释，抨击普京要比考虑不那么明确的东南亚问题更容易。 与一群名字基本不为人知的领导人相比，与拜登或约翰逊一起在台上昂首阔步总是 更容易。
日本就是外交平衡政策最好的例子。日本是美国最重要的盟友，对俄乌战争采取了强硬的立场，但仍然是东盟最受尊重的伙伴。
4月4日，印度前外交秘书长Shivshankar Menon在《外交事务》发文指出，“多重从属关系和伙伴关系的动态是亚洲的常态”。
5月6日，前新加坡驻联合国和美国大使陈庆珠在接受《日经亚洲》采访时表示，东南亚国家将“挑选自己的问题，他们希望独立地这样做”。 这些信息或许很简单，但值得关注。
*本文作者John McCarthy是前驻美国、印尼和日本大使，前驻印度高级专员，也是 Asialink的高级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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