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het Ky的车库里摆着各色各样的线轴，她正专心致志地踩着缝纫机。
她是一名在家缝制衣服的工作者，也被称为“外包工”。
她从越南移民来到澳大利亚，25年来，她的车库一直就是她的工作场所。
在COVID-19大流行期间，她的一个雇主要她制造口罩，每只支付80澳分。
她计算了一下，相当于每小时收入只有7澳元，大约是最低时薪20.41澳元的三分之一。
Ky表示，她是在周五收到口罩订单的，交货日期是周一。
“我给他发短信……因为我知道基本技能的最低工资是多少，不是说我的技能，而是这个行业新手的基本技能。”
“你每天要工作12个小时以上，还有电费，再加上周末，你没有时间陪伴家人。”
她告诉他，根据她的制作成本计算和所需时间，每个口罩2.5到3澳元的价格比较合理。
Ky称，她最后在那个周末做了300个面罩，雇主同意按她要求的金额付款。 但在那之后，这名老板找到了其他人，以更低的成本制作剩下的口罩。
“我的价格竞争不过别人，如果做的话，我的损失会非常大，”她说，“其他人可能会接受比我低20或50澳分的价格。”
Ky表示，在这样一个竞争激烈的环境中，一些雇主“占了便宜”。
“当你在家里工作时，你得不到保护，”她说。
“别人给你什么你就拿什么，有时候价格就是他们决定的。”
数量不详的“隐蔽工人” 对服装工人的剥削问题一直是非营利组织澳大利亚服装业道德协会(ECA)关注的。
ECA表示，在服装行业，像Ky这样的外包工人是一个特别脆弱的劳动力群体，而问题的一部分在于，这类服装工人的真实数量仍不清楚。
公平工作监察员称，澳大利亚有3.5万名外包工人，但纺织服装和鞋类工会(TCF)表示，这一数字接近7万。
ECA全国经理Angela Bell表示，“我们估计，在澳大利亚的TCF行业中，有成千上万的居家工人和外包工人，但这很难量化。” 她将其描述为“隐蔽劳动力”。
“对于一些公司，你或许知道也很喜欢它，但你实际上不知道这是一个内部生产的产品，还是一个外包给供应商的产品，或再外包给另一个供应商，抑或外包给家庭工人。“这就是它们隐蔽的原因，”她说。
“除非你追踪供应链，否则无法真正知道谁参与了服装产品的生产。”
Bell还表示，澳大利亚的服装家政工人主要是移民工，尤其是来自越南和中国社区的女性，由于语言障碍，她们可能无法为自己的权益发声，甚至不知道自己的合法权益是什么。
她说，他们被视为员工，而不是独立的承包商，有权获得与工厂员工同样的行业薪酬，这意味着他们应该获得年假和退休金。
听到街上缝纫机的声音 Nguyet Nguyen在成为ECA的外联官员之前，做了将近20年的服装外包工人。她现在是TCF的成员。
她的工作之一是寻找外包工人并评估他们在家里的状况。
当她走在大街上听到缝纫机的声音时，她常常会发现这些隐蔽的服装工人。
她说，“我们发现人们工作的时候就像真的躲起来了一样。没人知道他们从哪里来，做什么工作……他们彼此不认识。这就是问题所在。”
有些人并不想分享他们的故事，而另一些人则因为担心失去工作而只透露一些细节。
“因为如果公司知道了，他们可能就不会再给他们工作了，”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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