仅靠基础设施“遗产”,何谈投资未来?

仅靠基础设施“遗产”,何谈投资未来?
 
大约在十年前,澳大利亚曾围绕供水问题进行过激烈的讨论。当时事件发生的背景是20世纪90年末到21世纪的所谓“千年干旱”。2009年维多利亚州爆发森林大火,也就是著名的“黑色星期六”(Black Saturday bushfires)发生之后,供水问题才得以迅速解决。
 
那些都是不让人省心的年代。21世纪00年代后期,干旱逐年恶化,不见丝毫缓解迹象。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紧接着是严重的火灾;一切似乎都在表明被触怒的圣灵在惩罚着这个环境遭到破坏的国家。
 
城市供水急剧下降迫使维州在Wonthaggi紧急修建海水淡化工厂。其他各州也是如此。
 
但是回顾过去,我们着实不应该为自己的处境感到惊讶。要知道自打20世纪80年代初悉尼供水大坝和20世纪70年代末墨尔本供水工程建成后,我们就未从进行过任何满足基本负荷的城市供水大坝建设。
 
再快进二十五年,情况依然如此。澳大利亚似乎每个世纪均会经历两到三次大干旱。随着21世纪00年代中期澳大利亚人口快速增加,情况更加严峻。但是面对灾难,解决之道往往是采取紧急响应措施,如紧急建立海水淡化工厂(请注意,这里的紧急意味着不惜成本)。
 
听起来是否有种非常熟悉的感觉?
 
十年后的现在,我们是幸运的。降雨充沛,大坝也已不成问题。
 
目前的问题——为主要城市提供可靠、可负担的基本电力供应。与当时建大坝的问题如出一辙,澳大利亚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就大致停止了基本负荷火力发电站的建设。
 
随后思维开始转向天然气(如昆士兰州Braemar 1和2号项目分别于2006年和2009年建成)和可再生能源(2013年维州西部Macarthur风电场)。同时,和大坝一样,围绕电力供应的思维转变同时也是出于环境保护的考虑。
 
相对上一辈人,我们就供水供电的思维转变结果不会立马显现。
 
仅靠基础设施“遗产”,何谈投资未来?
 
究其原因,目前大城市的供水和供电能力充足。例如在悉尼有Warragamba大坝(建于上个世纪50年代)和Eraring火力发电站(建于1982年);墨尔本有Thomson大坝(建于1983年)和Loy Yang火力发电站(建于1985年)。
 
与此同时,能源和用水需求问题得以缓解的另一主要原因是澳大利亚人日常行为的改变。
如今的澳大利亚人对用水的关注度日益上升,尤其是在干旱期间,更是如此。很多澳大利亚家庭都安装有储水箱。
 
能源消耗也在经历着同样的转变:日益上升的成本,对环境保护的关注让越来越多的澳大利亚人开始对能源消耗进行精打细算。
 
现在,澳大利亚郊区随处可见安装有太阳能板的屋顶。曾经是政府公共部门责任的供水供电问题,目前正逐步成为政府和个人共同的责任。
 
相对其他国家,澳大利亚这个问题更加凸显。原因很简单——人口增长。截至2050年的33年内,澳大利亚预计将新增居民1200万人,即增加50%。
 
同期,加拿大人口基数增加1/3,美国、英国、新西兰分别为1/4、1/5 和1/6;而同时德国和日本人口将减少1/4和1/3。
 
因此,供电供水在德国和日本并不是紧急问题;而在澳大利亚却是个非常严峻的问题。如果照这样的人口增长速度,问题只会愈发严峻。
 
上一代人通过他们所建成的水坝和火力发电站为我们这一辈人供水供电。同时,我们这一辈人通过改变个人行为如安装太阳能板、水箱以及进行可再生能源投资(如:风能和太阳能)让这些基本负荷基础设施的服务容量得到补充。
 
但是即便如此,我们的供水供电能力仍落后于人口总增长率(overall rate-of-growth)。这也就意味着我们的下一代或将面临缺水缺电的问题。
 
水安全问题早在十年前就已经凸显; 而能源安全现在正在逐步显现。
 
仅靠基础设施“遗产”,何谈投资未来?
 
假如赴澳移民全面终止,截至2050年澳大利亚人口自然增长1/4. 如果赴澳移民以每年12万人的中速增长,那么届时澳大利亚人口增长仍达1/3左右。
 
澳大利亚是一个较为年轻的国家。即使移民中速增长,澳大利亚至少在下个十年内仍将保持人口快速增长。我的担心是:因为上一代人建立了基本负荷的供电系统,我们这一代人通过增加新能源利用填补了相应的缺口。十年前,供水安全出现威胁时,我们不惜一切代价“堵住缺口”。但是,如果澳大利亚依旧年轻;如果我们依旧采取开放和包容的移民政策,那么我们现在就应该为未来基本的供水供电进行谋划。
 
“不惜一切代价堵缺口”的做法或许能让我们度过下一个十年。但是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人口增长快于供水供电增速的长期问题。
 
诚然,判断一个政客的成功与否并不必然取决于他为未来政府所解决的问题。但是这些问题会日益凸显、变得紧迫。这些问题的长期解决方案需要依靠澳大利亚人民,而不是政治阶层。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为了我们的后代生活更加轻松,我们现在或将需要作出一些牺牲。
 
今天我们对能源的需求,与十年前我们对水的需求其实是对一种投资未来的文化的需求,以及当代人为追求更美好社会而做出牺牲的意愿。
 
将责任推给政客虽然是最简单和容易的做法,因为后者的成功往往取决于选民的短期思维。
 
这场讨论引申出了一长串难题:我们是采用清洁煤炭还是选择其他碳排放控制方案?我们是否要进行核电项目?我们是否要大幅调整我们的移民政策?
 
但是不管怎样,能源安全问题影响日益广泛。上个十年是供水问题,这个十年是供电问题,那么下个十年呢?还有哪些关键基础设施,我们在上一代仅考虑实现短期效益,投资不足目前已经接近极限的设施?我想脑海里马上浮现的是机场,对!机场也是如此。
 
我们澳大利亚人需要坚持长期战略思维——我们会给我们的下一代留下一个怎样的社会?毕竟,我们这一代人(从婴儿潮到千禧一代)在享受上一代人留给我们成果的同时却把供水供电问题遗留给下一代实在有失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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