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都刚刚好 ”的“准时制”经济,在疫情中崩了?

过去三、四十年资本主义的一个显著特征,是所谓的“准时制”经济,一切生产都精准安排得恰到好处。没想到一场全球疫情,把这幅“资本主义完美图景”撕裂得体无完肤。

什么是“准时制”经济?

“准时制”经济在20世纪80-90年代流行起来,即 “在需要的时候,按需要的量生产所需的产品”,也就是通过生产的计划和控制及库存的管理,追求一种无库存,或库存达到最小的生产系统。

丰田是“准时生产”的主要倡导者——它的工厂和供应链从上世纪70年代就开始改革, 将必要的零件以必要的数量在必要的时间送到生产线,并且只将所需要的零件、只以所需要的数量、只在正好需要的时间送到生产。

所以准时生产制的出发点就是不断消除浪费,进行永无休止的改进。这需要发展出复杂的物流系统来管理全球供应链,以确保“准时交货”。

这一套体系几十年来运转起来基本良好……直到供应链受疫情影响被打乱,从微软、苹果和三星等科技巨头,到关键医疗用品制造商,无数企业都受到了影响。

这促使澳洲联邦政府不得不对国家经济进行了重新评估,所有人都主张建立更具弹性的供应链,来避免受到全球动荡的影响,并重新审视重要商品的国内生产能力。

“一切都刚刚好 ”的“准时制”经济,在疫情中崩了?

“准时制“劳动力

但这些国会议员过去对“准时制劳动力”知之甚少,这也是疫情带来的经济后果暴露出的另一个弱点。

在所谓的“零工经济”(gig economy)中,临时工、雇佣劳工、个体经营和零时工合同都是“准时制劳动力”(just-in-time workforce)的表现,劳动者承担了经济缓冲、需求变化的风险。

与“准时制”生产或“精益”生产一样,“准时制劳动力”在上世纪90年代呈现加速发展趋势。

在本世纪初的几年里,世界各地的雇主为了应对经济衰退,在需求和收入下降时纷纷选择裁员来减少固定劳动力成本。

那些核心的在职员工被越来越多的兼职、临时工和合同工取代,因为这些临时雇工可以根据需要进行增减。

对于企业而言,能够按天、按小时调整工作时间以满足需求,具有明显的成本优势。就像装配线上的小部件一样,工人也可以被“准时”地采购和交付。

准时制劳动力也将权力从劳动力转移到资本:工作不稳定的人不太愿意直言不讳、反对或成立工会。

而商业团体认为,这种灵活性是双向的, 一些工人确实享受着临时工作或临时工作提供的自由。但总的来说,这代表着风险从资本向劳动力的巨大转移。

实际上,商业中的需求变化风险已经转嫁给了工薪阶层,他们在没有就业或收入保障的情况下,还需要缴纳账单和抵押贷款,进而面临更大的金融风险。

“准时制”家庭预算

这种工作情况也导致了“准时制”家庭预算的增加,因为“准时制”工人们只能勉强度日,调查显示,超过四分之一的澳大利亚家庭,现金储蓄不足1000澳元。

在经济尚好的时期,这已经对个人和他们的家庭埋下了一枚不定时炸弹。而随着疫情带来的经济困难时期,它可能很快成为一种系统性风险。

政治经济学荣誉教授、《共担风险:金融如何主宰澳大利亚的日常生活》(risk Together: How finance is everyday life in Australia)一书的合著者 Dick Bryan表示:“那些正在承担着商业风险的人,如今已成为整体经济的系统性风险。”

“因为如果这些人不工作、不消费,他们就无法支付他们的账单,那么我们就会发现经济中有大量的破产现象。”

官方估计数据显示,疫情危机爆发后一周左右的时间里,有近80万澳大利亚人失去了工作。这清楚地表明,“准时制”劳动力会很快成为疫情危机的附带损害,而他们的收入损失可能会导致整个经济和金融体系瓦解。

在“准时制”经济中,许多企业也没有第二手准备,完全依赖短期现金流,几乎没有可以依靠的资源。

尽管其动机可能是出于人道和经济上的考虑,但政府别无选择,不得不放弃反对增加失业救济的立场,转而将其增加一倍,以应对疫情带来的就业冲击。同样,它也不情愿地决定补贴工资(尽管许多临时工也无法获得这一补助)。

“准时制”金融

如果没有这种政府干预和世界各国政府的类似措施,我们无疑会看到一场灾难性的金融体系崩溃,因为除了劳动力是“准时制”的,我们的金融体系也是如此。

从抵押贷款到公用事业账单,几乎每一笔支付都可以被打包成金融证券,在全球范围内出售和交易。

而由公用事业票据支持的证券,已被视为一种近乎无风险的投资。一些人认为,这种投资比购买澳洲国债更安全。但如果稳定的安全还款流枯竭,这些证券的价值将直线下跌,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墨尔本皇家理工大学的Mike Rafferty是《共同承担风险》一书的作者之一,他说:“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每个家庭都停止支付水电费,金融系统就会崩溃。”

据报道,在美国,银行正准备扣押特朗普政府支付给人民的经济刺激款项,以偿还债务。

尽管如此,迄今为止在这样一个金融化的世界里,不稳定工作带来的系统性风险,却几乎没有在政治辩论中得到体现。

相反,在危机的另一边,企业正要求更多地放松劳动力市场管制和“灵活性”,以提高生产率和重振经济。

经济界有这样一种说法:我们从上次危机中吸取的教训,正好可以赶上下一次危机,要不然就一切都太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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