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些欧洲国家，住房合作社占据相当比例的住宅市场——这种模式能否在本地缓解住宿危机？
在澳大利亚，住房合作社占住宅市场的比例不足 1%。相比之下，据澳大利亚研究所分析，在瑞典、挪威和丹麦的部分地区，合作社住房占近四分之一。
这种在欧洲的渗透率，令这一小众领域的资深从业者看到希望：当自有住房对许多澳人来说愈发难以企及，合作社模式或许大有可为。
Home, sweet home: Kylie Lawson at her housing co-op in inner-city Melbourne. Eamon Gallagher
澳大利亚住房合作联盟主席 Liz Thomas 对《澳大利亚金融评论》表示：“直到现在，我们还从未认真设想过一个多数人无法拥有住房的澳大利亚。”
Thomas 说，租房群体中，越来越多的人不符合公屋或社区住房的资格，但又买不起房。在租金仍高企的情况下，租客几乎无力储蓄。
“这正是住房合作社介入的地方。大家对它们是什么、在做什么的兴趣越来越大，”她说，“我们把合作社带到了潮流街区里。”
各州的合作社模式并不相同。在维多利亚州，成员按收入的一定比例缴纳房租，其中一部分用于合作社物业的维护与管理，其余则以**公共股本（common equity）**的形式计入合作社提供方。
全国范围内，既有广谱型合作社，也有针对特定社群的合作社——例如艺术家、越南裔长者、LGBTQI+ 等。
欧洲的做法有所不同。以瑞士为例，新住户需购买份额以加入合作社大楼。合作社用这笔钱维护建筑、维持租金低于市价，有时还提供托育等公共配套。住户搬离时，份额按面值返还，不产生资本利得。
全球资金正不断流入合作社。加拿大去年推出16 亿加元计划；英国政府今年宣布为社区主导型住房项目提供4,000 万英镑资助。
澳大利亚规模最大的合作社住房提供方 Common Equity Housing 旗下有90 个社区、2,000 多套物业，成员通过参加会议来支持各自合作社的治理与运营。
其中一位住户 Kylie Lawson 与两个儿子住在墨尔本内北一处由 Common Equity 运营的物业。多年等待社会住房、辗转私租之后，她如今住进了距 CBD 仅 5 公里的四居联排。
这处物业与周边房屋共同组成一个单一合作社，共有16 名成员。
成员租金主要按家庭税前收入确定。按滑动比例，他们可以按市场价基准缴租，或以不超过工资 25%的水平缴租。
这使 Lawson 得以养家糊口并追求个人理想：她兼职丝网印刷，并学习成为心理咨询师——在加入合作社之前，这几乎无法实现。
这与她过去的私租经历天差地别。在与孩子父亲分手后，由于生活成本压力，他们不得不继续同住。其小儿子被诊断出白血病（现已完全缓解）。
即便后来母子得以搬出，他们仍几乎每两年就得搬一次，因租金不断上涨。最终，她以低收入业主身份登记在维州住房名册上（合作社住房归入该类别）。
她做油漆工时接触到一处需要粉刷的合作社物业，结识部分成员后，在有空位时获准加入社区。
这一机会来得正是时候：她在两年租约仅过去 9 个月时就被房东提前解约，因为房东要卖房。
“那种不祥预感难以言表——不知道自己还能住得起哪里，”她说。“（加入合作社）彻底改变了我和孩子们的生活。”
需要更多住房合作社
Thomas 同时也是 Common Equity Housing 的常务董事。该机构在布伦瑞克（Brunswick）新启用14 年来首个为合作社量身打造的项目——Mosaic，共有16 套公寓。
她说：“想住进合作社的人多于可供房源，因此兴趣非常强烈。申请者要面谈以评估是否适合合作社生活。合作社是关于人们在一种协作关系中的共同生活……因此理解这一点非常重要。”
人口学家 Simon Kuestenmacher 表示，澳大利亚对合作社的需求充足，他预计该领域将扩张，尽管把合作社做扎实需要时间与精力。
“当住房昂贵，人们就会寻找变通方案、替代解法，合作社在某种程度上正切中这一点，”他说。“你等于最小化了所有权门槛，降低了迈入长期稳定住房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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