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又是一年年中，正值澳大利亚新老财年交替之际，方方面面的新政策都在7月1日这天起开始实施了，比如税收、福利和工资上的改革。
7月2日起，政府推出了全新育儿津贴福利政策，取消中低收入家庭的托儿补贴上限，旨在向家庭提供更多的经济援助。近百万家庭平均可节省1300澳元。
7月1日起，部分纳税人将享受一定的税收减免，将32.5%税级收入上限提高到了9万澳元，最高可减530澳元。
6月1日，公平工作委员会（Fair Work Commission）宣布将澳洲法定最低时薪上调3.5%，调至18.93澳元，周薪将上涨24.30澳元，最低周薪将变为719.20澳元。
但这些看似利好的政策并没有让澳洲的大多数妈妈们喘过来气——养育孩子对她们来说仍然是令人头疼的难题，无论是看护方法的难以抉择，还是精打细算也依旧高昂的育儿费用。
有人问了，政府不都提高补贴了吗？负担应该减轻了才对呀！
但政府前脚刚发了钱，幼儿园后脚就涨了费。澳洲大批幼儿园宣布，马上就会涨价10%，或者12澳元一天。
市值超过10亿的澳洲第二大儿童保育中心，G8 Education，宣布其516家幼儿园将从7月1号起涨价5.5%，而就在半年前，他们刚刚涨了5.25%。Only About Children在墨尔本和悉尼经营40多家托儿中心，也正在提高收费，从每天15%的折扣变成了加价15%，每个孩子每天收费高达190澳元。
同时，我们要知道，孩子每天在幼儿园的时间是有限的，除此之外的大部分时间都由父母照顾，甚至更多的是妈妈们在照顾。而这的确很费心血费时间，也就造成了工作与养娃很难兼得的局面。
以前，在国内听到太多的信息都传达着一个中心思想：“在澳洲这个高福利的国家，孩子读书全免，家长根本不需要花什么钱。” 但是真正拿起笔算起育儿账来才发现，不算不知道，一算吓一跳！
澳洲入托三大关，关关要命
首当其冲的就是托儿费用，在悉尼一些地区，托儿费用之高，相较一些顶级私校的学费还贵。家里如果有两三个孩子，彼此相差的年岁不多又同时入托的话，对家庭来说是非常沉重的负担。
目前悉尼某些区域的托儿中心对每个孩子收取的学费超过3万澳元一年。而悉尼的一些很好的私立学校，一年的学费也是3万澳元。
在一些华人较为喜欢的热门地区，以2-3岁组为例，有的托儿中心的收费基本每天要130-140澳元，年龄越小的班收费还会更贵。悉尼市中心有的幼儿园园费每天还超过170澳元。
澳大利亚家庭、收入和就业动态（HILDA）的报告显示，澳洲幼托成本飙高，5岁以下幼儿保育成本自2002年以来出现显著上升。相比2002年，双亲家庭幼托成本上涨幅度为75%，单亲家庭幼托成本上涨幅度为104%。预计到2020年，墨尔本的托儿费用将上涨到每天175澳元，而悉尼的托儿费用将达到每天223澳元。
其次是托儿中心的质量。如今，在澳大利亚质量管理局注册的7409家日托中心中，几乎有三分之二是盈利性的。但收着越来越贵的费用，他们的服务质量却越来越差。数据显示，在所有类型的日托中心中，营利性中心不符合国家质量标准所占的比例最大，符合国家质量标准的比例最小。
在社会经济条件较差的地区，儿童保育服务的质量低于平均水平。最近的数据显示，在欠发达地区经营的日托中心比在发达地区经营的中心更不可能达到国家质量标准。而富裕地区的日托中心比贫困地区的中心更有可能高于国家质量标准。
前段时间国内一则很火的新闻报道说，想要进上海的重点幼儿园，要优先审核父母的籍贯学历等，甚至爸妈太胖的孩子直接被刷掉！校方给出的解释是，连自己体重都控制不了的家长，怎么能管好孩子？就在人们为中国择校竞争已经激烈到如此地步而唏嘘不已之时，我发现，在澳洲想要进一所好的幼儿园也不是件容易事。
以悉尼内西区为例，许多家长不得不支付数百澳元，仅仅是为让他们的孩子加入托儿所的等候名单。一些托儿所的等待时间甚至长达5年。
据澳媒报道，Leichhardt区的一些托儿所需要家长们最多支付100澳元来加入等候入托的名单，而且还不能保证孩子一定能进入托儿所，同时还不会退款。附近的Balmain区，入托等候名单的收费大约在50至75澳元之间。
因为内西区入托竞争激烈，一些父母经常为孩子申请进入10家托儿所的等候名单，而这花费了他们数百澳元，而且申请不成功还不能得到退款。
上班or带娃，对妈妈来说不只是个问题
在澳洲，人们对待职场妈妈的态度已经发生了巨大改变。主要表现为过去人们普遍认为“不缺钱的母亲不应该工作”，而现在大部分人的就业观与此截然不同。越来越多的人愿意支持已育有子女的女性重返职场。
但仍有证据表明，澳洲女性劳动力参与率虽然正在上升，但澳大利亚是经合组织（OECD）中女性兼职就业率最高的国家之一（每周少于30小时）。
澳洲统计局（ABS）性别指标显示，在2016- 17年，45%的女性就业为兼职。对于男性来说，这一比例只有16%。在照顾5岁以下孩子的女性中，有61%的女性是兼职工作，而在男性中，这一比例仅为8%。
尽管人们就业观念有所变化，但是在就业问题上，据统计，男性依旧持有更为保守的看法。澳洲职场多为男性所主导、由男人设计、为男人服务，拥有一整套男性的文化和价值观。对女性来说，存在一定程度的“职场天花板”现象。
尤其是当父亲的收入超过一般白领工资，澳大利亚很多大公司中层经理以上的太太们都不工作。身边有朋友的孩子上的是私立学校，一个班级20多个孩子的妈妈中，只有她一个是职场妈妈。
私立学校中绝大多数妈妈是全职妈妈，这是澳大利亚家庭结构和普遍价值观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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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大部分的澳大利亚家庭，祖父母们都不会像中国祖父母们一样帮助照看孩子。按他们的话，周末或者孩子病了，看一两天可以，长期就不行了。他们宁愿退休后，到各地旅行。孩子们从襁褓期就由父母亲自照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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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大部分家庭中，丈夫还是主要（较高）收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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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大部分中产阶级都希望并有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孩子，照料他们的确很费心血。这包括每天接送他们上下学，带他们参加各种课后活动。
即使是这些私校的全职妈妈在孩子们上了初中，生活和学习能够完全自立之后，也试图重返职场。因为专业放置太久，她们很多人会选择一些非全职和工作时间相对灵活的工作。更多人，选择为公益非盈利组织做义务工作者，或拿象征性工资。
根据毕马威（KPMG）的调查，女性占澳大利亚人口的一半以上，平均而言，她们的年薪却比男性少26,000澳元，养老金（superannuation）目前比男性低50％。
在2018-19财年，中、低所得税抵销（LMITO）将为应纳税所得额高达125,333澳元的个人减税530澳元，而37%的边际税率起征点将从8.7万澳元增至9万澳元。之后的几个阶段将完全取消37%的利率，取代LMITO，将45%的利率门槛提高到20万澳元。但总体而言，这些减税措施对男性的好处大于女性。
当然，税法没有性别之分，正如财政部长斯科特·莫里森（Scott Morrison）所说，减税带来的不平等的性别效应是因为男性的收入比女性高得多。这是因为男性和女性在工作参与、持续的工资歧视以及女性承担大部分家庭责任方面存在着实质性的不平等。
这也就是说，家务劳动的负担导致很多女性只能从事兼职工作，无法受益于提高的37%的税收起征点——她们赚的钱不够。
但考虑到家庭税收福利A和B的领取限额，育儿津贴随着家庭综合收入增加而减少，再加上所得税和医疗保险税，以及育儿的净成本，返回工作的母亲仍然面临着对她们收入的很高的边际税率——对较低收入家庭的女性来说甚至高达95%。
边际税率的高低会对经济产生不同的影响。边际税率越高，工作报酬就越低，纳税人增加的可支配的收入就越少。
甚至可以说：在澳洲，上班和在家带孩子经济效益已经相同。这便阻碍了女性，尤其是有小孩的女性，不愿从事更多工作。
这似乎形成了一个死循环： 如果夫妇双方都努力工作的话，在育儿方面会有一些福利，但是也会因为家庭总收入的提高而失去一些福利。育儿成本和教育成本，对家庭来说依然是除了房贷之外的第二大开支。
如果妈妈不工作只带娃的话，澳洲收入增长率持续疲态的同时生活成本节节攀升，使“一人养全家” 所面临的压力倍增。
根据HILDA调研报告，对于双亲家庭而言，澳大利亚学龄前儿童每周的育儿费用中位数增长了75%。对于单亲家庭而言，这一费用增幅已经翻番。
END
在一些人的眼中，似乎澳洲是老人和小孩的天堂，拥有各种福利，养育孩子和养老都很轻松。有的人说澳洲是一个典型鼓励生育国家，政府给予家庭丰厚生育奖励、育儿福利和教育津贴，此外还有一系列的免费社会配套服务。
但事实上，上文种种数据都说明了这种看法有偏颇之处。甚至夸张一点的说，澳洲是儿童的天堂，却是家长的噩梦……
除了金钱上的大量付出，我们更不能忽视的是妈妈们的奉献。
一项调查显示，67%的女性结婚后，会为了照顾孩子，放弃自己的工作和事业，而男性不会这样。为了孩子，妈妈们甘愿牺牲自我，毅然辞去工作，耐住性子，照顾家庭，把光阴投放在一家人的吃喝拉撒事情上。
不得不承认，做妈妈比做爸爸要复杂、责任重大的多。
对目前状况的流行说法是女性愿意要孩子，就表示愿意接受接踵而来的后果。就像一位非洲旅行向导讲一群猴子时所说的：“带着幼猴的母猴非常艰难地跟着队伍。”但人类不是猴子。
所以爸爸们，下班回家后哪怕说一句“老婆你辛苦啦”，收放好换下来的外衣袜子，也是对妈妈们平日里辛劳持家的肯定。
总之 ，不管在哪里，养娃都是个技术活。
参考资料：TheCoversation，AFR，澳洲人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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